[21]正像其并不喜欢李延平的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22]一样。

依靠专制力量得以在社会上推广的理学，最终并没有真正达到纯洁信仰的目的，因为真正的信仰必须、也必然只能出自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而不是通过外部强制来实现。而后者强调的则是个体的权利与自由（指的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由，而不是前述的那种自觉服从道德命令的自由），而个体的义务、责任则是建立在其享有的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上，如果自由和权利得不到保障，则责任和义务也无从谈起。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引发了人们对于宗教信仰与职业伦理的关系的浓厚兴趣，将儒家伦理与清教伦理两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做一些比较分析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而心学则转而向内发力，发明本心，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借助于对于良知的非理性的直觉体验，来发现自己内在的本心，天理就在这本心里面。心学真正地把儒家的道德价值和理想作为一种信仰而不是作为一门学问、知识推广普及到普罗大众之中，并为个体皈依这种信仰提供现实可行的途径，使得儒家道德理想不再是高高在上脱离芸芸众生的抽象说教，而是可以融入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之中的做人原则。相比于汉代到隋唐的六七百多年间，情况真是好了很多。就前一方面而言，其对教义的解释将重点转为强调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接受、皈依信仰（直接与上帝沟通），或者成为这种文化价值的化身（比如成为圣贤之类），而无需经过传统上那种僵化的体制或中介（教会、教士之类），也无需借助于各种繁文缛节。

毕竟在古代社会里，读书识字的人只是少数，即使是读书识字的人，也未必都有那样的能力和兴趣去穷究儒学学理，去探讨理气之类抽象的形上学命题，能有这样的兴趣而且能这样做的人，即使在读书人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极少数。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一种对道德本能的发掘，更多的是靠悟，靠体验，靠各种非理性的心理经验，而不是理性的认识活动。所以前者貌似重视个体，但实际上讲的只是个体必须承担的道德义务，把责任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不容许逃避，对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则避而不谈，——至于某些哲学流派把自觉服从道德戒律也说成是自由，这与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由是完全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

当然，这种将客观世界秩序做道德化理解的思维方式，一方面是与古代科学知识不发达有很大的关系。信仰的养成，只能通过非理性的途径。这一切最终导致那些虔诚的信徒对天主教产生强烈不满，并发起改革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清教徒入世禁欲主义天职观这样的职业理念在人类社会中并不罕见，那些完全没有任何宗教背景而乐于献身于某种事业的人们，比如某些敬业至极的科学家、学者等，其实都具有类似的职业态度，他们同样不是为了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享乐，甚至也不是为了评职称、当教授博导、院士，而纯粹是为了出于对科学、学术研究本身的兴趣，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投入其中、为之献身。

照这样的解释，追求信仰并不是非得脱离一切世俗生活、躲进与世隔绝的地方去修炼，而是应该是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之中通过自己身体力行来体现信仰的力量，把圣典、圣人的教导体现在自己吃饭穿衣、砍柴担水、工作劳作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的态度表现之中。这种情形与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颇为类似。

这些最虔诚的信徒为了实现其力挽狂澜的革命目标，往往会走极端，成为某种宗教或文化传统的极端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而儒学要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对社会大众产生指导作用而不仅仅只是一门书斋、学院里的小众学问，就必须改变这种高高在上的贵族化地位，走向社会民众、走进市井、走进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现实生活和世俗人生之中，这样才会真正成为主导社会价值观念的普遍信仰。贵族化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一种故纸堆的收藏整理和咬文嚼字的学问，而不是对其内在的精神文化价值的传承、批判和创新。理学盛行以来数百年间，中国终究没有发展出主张思想信仰宽容、多元、自由的观念和相应的宪政制度。

他们提出理（天理）、气等一套核心概念，来阐发儒家道德价值的丰富内涵，并赋予其源自天的神圣性（天理），试图为儒家的道德理想、价值理念提供较为坚实的知识基础，以此构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程朱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从万事万物之中发现天理，为此需要人们认真学习、思考、融会贯通，也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为学次序，然后才能笃行。显然，儒家的从道不从君只是与良心自由的第一层含义大致相符合，即个体应当坚持自己所信仰的道德原则而不可屈从于外部压力，讲的是个体对待自己的思想、信仰的态度，但却没有涉及良心自由的第二层含义，即国家（君主）、社会（比如家族、父权、乡党、舆论等）不得干涉个体的思想与信仰的自由选择，甚至也没有涉及个体该如何对待他人的思想信仰。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就与理学对人们尤其对士大夫阶层（知识阶层）精神世界的禁锢和思想上的束缚有重大关系。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人生道路最适合于一个人，也只有他/她自己最有发言权，其他人、其他力量都无权代言。二、儒家的自我革命——宋明理学理学家被人们称为道学家，其实就是儒家的清教徒，以纯洁对儒家道德理想的信仰、正人心、肃风气、维护纲纪为己任。

前者对个体的强调，注重的只不过是发挥个体的作用（即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实际就是把个体当成实现理想信仰的工具，看重的只是作为工具的个体的重要性，而不是个体生命本身的价值。欧洲近代以来逐渐发展出来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成为近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对促进人的自由、维护人的尊严，并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文化和科学的繁荣、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程朱所作的工作，就是要为儒家的基本价值理念、道德理想创立道德形上学基础。天主教垄断着欧洲人精神信仰数百年之后，也渐渐走向僵化、腐化，并逐渐沦为教士阶层自己的贵族文化而脱离社会大众，其繁琐的各种仪轨礼节无非就是为了显示教士阶层的神圣地位，但却令普罗大众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但这根本上就是玄想，因为理学所谓的天理，就其本意来讲应当是指道德本源，而不是指事物的客观规律，或者内在原理之类科学知识，所以至少在自然界是不应该存在这样的天理的。一个人只要自己心诚，只要不断地按照圣训要求进行自我反省、纯洁自己的心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尤其是要严格节制自己的各种世俗欲望，保持清心寡欲，狠斗私字一闪念，就可以达到这种文化价值与信仰体系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理想境界或道德境界，而无需非得学习和操演那些外在的繁琐的仪式仪轨。知道、了解教义或圣人言论、典籍，并不等于真心信仰这些教义或圣人的教诲，更不等于会身体力行去践行之。程朱理学将信仰问题转化为知识问题，或者说以知识化的理性思维来论证信仰，为儒家道德理想的神圣性创造学理基础。

三是在践行儒家的道德理想方面，为普罗大众皈依儒家提供便捷路径，使儒家道德理想不再是高不可攀、远离人间烟火，而是人人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身体力行，这就是一种大众化的路径。在这种多中心的社会政治格局中，象清教运动这样的宗教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被人们抛弃就是必然的结局。

理学的道德专制脱离了正常的人性，走向所谓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之类反人性的极端，与宗教极端主义别无二致，其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招致人们普遍的抵触和反感。无独有偶，近年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也同样能够为个体主义价值观提供。

随着市场经济势不可挡地发展壮大，席卷西方世界的工商业文化潮流深刻改变了西方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极大削弱了宗教对人们的影响力和约束力，清教对多数人的束缚很快被冲破。然而前者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而后者却没有，这个结果上的差异显然不能仅从清教伦理或宋明理学心性学说本身来得到合理的解释。

只要能做到时时以儒家的道德准则、价值理念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在思想意识上始终信奉儒家道德价值，始终坚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以圣贤教化来对标对表、严格自律，始终自觉地防范和拒绝一切不符合纲常名教的非分之想，保持心灵的纯洁，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严格恪守儒家的道德伦理，尽自己的义务和本分，凡事不埋怨、不责人，只从自己的角度去反省去检讨，那么就可以达到圣贤境地了。因此，现代意义的个体主义总是与思想信仰的自由、个体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良心自由的前一种含义仅仅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思想、信仰的坚持、坚守，这与自由主义的观点没有任何关系，自由主义并不是关于个体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思想信仰的学说，而是关于国家、社会这些外部力量应该如何对待个体的思想信仰的学说。只要外部环境变得宽松，只要没有外部力量强制人们必须信仰这种道德价值，那么，人们就会纷纷如释重负般的抛弃这种精神枷锁，呼吸自由的空气。

清教运动中宗教的势力暂时占上风，但是随后王权兴起，对教会权力构成强有力的制衡。在这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的，是陆王心学。

而理学的这种形上学探究的努力则更能够激发知识人的兴趣，所以对于知识阶层（士人）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真正的理性思考往往意味着独立思考，意味着对一切权威的怀疑乃至批判，但如果真的达到这种境界，包括儒家道德理想在内的一切权威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恐怕就难以成为信仰了，因为这种道德理想本身一定也会成为理性的批判对象而不是盲目崇拜、无条件接受的信仰。

这种对追逐物欲、迷恋声色享受的世俗化风气，对于坚守儒家道德理想势必会产生某些不利影响。每个人都可以、也都应该通过自己在世俗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工作态度和表现来表现自己的信仰，体现自己是否真诚信奉、恪守和践行圣人教诲，是否努力朝着成为圣人、圣徒这样的理想目标自我修炼、自我净化、自我升华。

通过广泛的学习，或者说程朱理学所倡导的格物致知、博学慎思，可以提升人的文化知识素养，提高人的精神文化修养和文明素质，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这也是先秦儒家尤其孔子所追求的。这种信仰危机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从汉末到隋唐之初，四五百年间，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人们心中不再具有神圣性，尤其精英阶层的所作所为充分表明他们内心里根本不把儒家道德当一回事。在理学之前，儒家的圣贤理想一般只是针对精英提出来的，比如会要求士大夫或君主（帝王）之类以圣贤为自己的道德榜样，而不会要求普通民众、蚩蚩之氓也去学习和践行圣贤的道德标准。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在追求信仰的路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程朱强调格物穷理，要求人们去认识事事物物中所蕴含着的天理，这是一种向外的认知路径，而且具有较多的理性认知色彩。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在传播和解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就存在着以儒家的思想来比附乃至诠释自由主义的情况。个体德性完善之后，这个社会、国家、世界自然就会完善。

所以说，严复对于思想信仰自由的理解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梅花能够在严冬绽放，松树能够在冰天雪地里傲然挺立，莲藕能够在污泥中保持本色，等等，都是其生物规律在发挥作用，而不是这些花草树木自己具有什么坚强的意志或者道德品质。

为此，一方面，将纯洁信仰的主体责任明确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的身上，并为每个个体纯洁信仰、引爆自我灵魂革命、实现这种信仰或文化价值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或达到最高道德理想境界提供简易可行的甚至是大众化、生活化的现实路径。清教运动缘起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旨在纯洁教会、纯洁信仰，强调信仰的个体性，即信徒个体直接聆听上帝的教诲而无需经过教会之类的中介。